当前,面对国内外复杂,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日益显露出公共卫生和生命医学的一项短板:缺少一个对内制定抗疫统一性规范、标准与指南,对外发表国家学术观点、立场与部署的国家医学科学研究权威机构。为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国家级的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为国家生命科学发展和健康公共安全建设提供可靠的技术和组织保障。

  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设有科学院、工程院、医学科学院等三大研究院。例如美国的医学科学院称为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美国生命医学科学与行为学最重要的学术机构,拥有二十七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通过研究基金等各种资助方式指导全美国大学、医学院校和医院的学术研究,并主导美国医学科技合作交流及各种学术标准规范的评审与制定,为美国生命科学发展与人民健康保障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未能建设一个国家级的权威医学学术机构。现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阜外医院、整形医院和几个研究所组成的正厅级单位,由原卫生部主管,不是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力量单薄。

  从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末,我国的医学教育、科研主要是由卫生部负责。那时卫生部拥有十一所重点医学院校,四十四所全国顶尖学术水平的附属医院,当时的卫生部科教司职能相对健全,能够统一领导全国的医学教育与科研。1998年,卫生部直属的十一所重点医科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合并,重点医学院校及高水平医院大多归属教育部。生命医学科研经费主要由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教育部管理,医学的学科带头人即生命医学学部委员相继进入中科院或工程院。现在的国家卫健委在医学教育、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及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均缺乏代表国家的管理的职能。

  我国各部门的这种碎片化管理,难以形成在生命科学发展和健康公共安全方面的合力,更难以反映国家整体水平和整合能力,尤其是在眼下抗击新冠肺炎斗争中无遗,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健康安全、生命科学研究与临床医疗服务规范化管理的重大缺陷,还制约了我国医改中一些与专业技术相关政策的出台。如全科医师、专科医师培养与资格认定,医学教育中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的脱节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也造成近年来我国一些重大事件的应对处理滞后,如魏则西生物治疗事件、头移植丑闻、基因编辑婴儿等处理应对医疗与卫生事件上滞后无力。再如2003年的SARS与今年新冠肺炎的应对在科学策略与能力上均有不足。建立国家级生命医学科学权威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界专家学者多年的,全国政协11届、12届医卫组对此有过两次联组委员提案,相关领导也十分重视,但由于各方掣肘而半途而废。今年还有政协委员在继续提案。

  纵观我国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日益彰显我国生命科学发展和健康公共安全领域加快的重要性,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我国医学教育、科研与医疗服务领域深入进行制度、体制与能力的现代化管理,这就突出地需要从国家层面整合各方力量,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尽快构建一个能够引领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生命科技创新的国家级权威学术机构,形成合力。为此,国家尽快组建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以整合我国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生命科学、药学、公共卫生、医院管理、生物制药等学科力量,为国家生命科学与健康公共安全提供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关键人才和创新学科保障。

  我认为,新组建的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要在国务院领导下,在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门的指导下,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平行运行,构成与国际惯例对接的我国三大科学研究院体系之一。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要有类似美国国家卫生学院(NIH)的职能与资金来源,成为国家制定国民健康政策、重大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医学伦理政策的智囊办事机构,还应负有对相关主管机构的监督责任。

  新组建的国家级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要体现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创新,力求不同于现在的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的管理方式,可以采用行业推荐制,按国家需要分期分批增补新。这个机构要有灵活的组织机制,只吸纳,不命名为院士,从而建立起吐故纳新,废除的新机制,让专业技术人员专心做专业技术的事。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要建设成为一个于各部门之外的学术机构,应该是由群众推选出来的专家和带头人,是具有丰富临床医疗与公共卫生管理经验的知名医学专家代表和学科带头人,在各学科领域和社会上乃至世界上有担当,关键时刻勇于直言。

  (作者,黄洁夫,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我国肝胆外科专家、现任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原文刊载于《龙》杂志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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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10日 发布人:和记娱乐 来源:h88平台官网

《龙》杂志:国家尽快建立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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